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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能否监管系统风险

本文来源《财经》杂志 2010-08-30 我要评论(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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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系统风险会造成一系列的连续失衡,那我们就需要有警觉能力,需要有识别日渐增长的系统风险的能力,需要有及早采取正确行动的能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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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过去两年,金融动荡和市场动荡改变了世界经济,很可能还会来第三次动荡,因为危机已造成全球经济多方面的不平衡,尤其是主权债务和全球需求结构问题。

  系统风险是大多数危机的罪魁祸首,也是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。首先,系统风险无法被轻易察觉,即使被察觉,也很难被证明;其次,预测危机的精确爆发点目前还在人们的能力范围之外;最后,危机往往在没有预警信号的情况下突发。

  一再发生的金融危机会侵蚀人们对金融市场和监管者的信心,从而导致严厉的监管、国家主义抬头,以及全球化进程倒退。但问题不止于此。金融和经济危机正向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演变。金融和经济失衡可能导致危险的财政失衡,因为税收收入会大减,而社会保障及救助支出会大增。

  未察觉到的失衡和系统风险会使危险的财政政策看起来相当审慎。比如危机爆发时,西班牙并未出现财政赤字,但其岁入和支出在一定程度上由高杠杆的地产泡沫决定。

  极端财政失衡可能造成增长陷阱,因为大规模的财政整合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自我毁灭的负面影响。最终通过重组或通胀对债务进行价值重置来解决问题。

  若系统风险会造成一系列的连续失衡,那么“主权”就需要有警觉能力,需要有识别日渐增长的系统风险的能力,需要有及早采取正确行动的能力。

  眼下,复杂的再监管措施即将出台,焦点是资本要求、信息披露、利益冲突问题、金融企业规模限制、消费者保护措施及冲突解决机制等。希望通过这样的改革,系统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能有所降低。作为对再监管的补充,我们还需一个完善的系统风险监测机制。

  不过,一些声名显赫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师指出,将监管放在识别和遏制系统风险上是徒劳的。由于我们缺乏完善的风险动态模型,且全球金融体系时刻处于复杂的变化之中,因此,察觉风险要么不可能,要么错误百出。

  若这些质疑是正确的,我们只能接受周期性的金融和财政失衡,从而采取比原先认为的合适水平保守得多的财政政策。

  从统计学及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理论来看,错误不可避免。而错误有两种:弃真错误(拒绝真命题)和取伪错误(接受假命题)。于是问题就变成:在察觉系统风险并做出反应的过程中,哪种错误造成的伤害更大?

  对系统风险进行审慎监管的反对者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两个观点。其一,取伪错误不会发生,因为不存在潜在动荡加剧的可靠先行信号,金融动荡的发生就像闪电。这一观点值得商榷。2008年危机时,不少分析师事先给出了预警信号,一些投资者据此采取了行动。这些预警信号并不完善,且没给出确切的爆发日期。但无论如何,信号是有的。

  其二,预警信号确实存在,但很不靠谱,据此行动弊大于利。这意味着取伪错误的成本要高于弃真错误,因为误诊情形太多,且治疗可能比疾病本身造成更大的伤害。因此,误诊及其政策反应所产生的总负面效应必须足够大,这一观点才能令人信服。

  在商业和投资中,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无时不有,犯错误乃是稀松平常之事。但发达国家政策制定者似乎默认,未雨绸缪的措施必须在高确定性的条件下实施,原因大概是他们对金融市场稳定性和自我监管能力深信不疑。

  在新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,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:对系统风险的政策反应不可能预先设定,且取伪错误的代价比弃真错误更高昂。

  但我们至少应做个实验,指定一家新的或原有机构承担责任。该机构必须能获取足够的信息,有足够的能力进行金融和宏观经济分析,且不属于任何一个利益团体。它所做出的分析将公之于众,有察觉系统风险和影响市场行为的能力,从而增强系统的自我监管能力。■

  作者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、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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