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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润生:“要给农民自由权”

本文来源《财经》杂志 2011-01-02 我要评论(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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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独立发展的机会还不充分,他们还缺乏充分的市场自由和迁移就业自由,经营的自主权是残缺的。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深化改革,希望能尽早走出过渡阶段。农民有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,加上市场交易自由,再进一步就是要在政治上充分享受应有的民主权利

  “您现在最关心什么?”杜润生用手指点着《财经》记者写在纸上的问题,一字一顿地念道。

  “农民。”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。响亮的声音里,可以辨出明显的山西太谷口音。

  11月6日下午,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,97岁高龄的杜润生面对自己为之奉献了毕生心力的话题,依旧兴致盎然。

  “您曾经说,中国要过两大关:民主关、市场关。在您看来,农民的出路在哪里?”记者又在纸上写道。

  杜润生用笔在“民主关”“市场关”之后写下了三个字:自由关。“要给农民自由权,”杜润生说,“没有自由不行啊。”

  作为中共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,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,杜润生被誉为“中国农村改革之父”。

  在90岁生日的聚会上,面对众多弟子,杜润生曾经坦言,“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,放心不下。”两个问题都与农民息息相关: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,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。

  55年前,因为在农民合作化问题上跟不上毛泽东的步伐,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杜润生,和部长邓子恢一起受到批判,直至被贬官,离开农口。

  31年前,重返“农口”工作的杜润生成为“农村改革的参谋长”,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

  21年前,杜润生离开了工作岗位,但他一如既往地关注农村,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农民。

  2001年,他为《我给总理说实话》一书作序时,大胆直言,“我们欠农民太多!”他建议,“宪法要加上一条:中国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。城市不论大小都要向农民开放,让他们可以在城市安家落户。”

  即使是十年后的今天,这段话仍然振聋发聩。怎样保证农民的自由选择权,已经成为中国新一轮城市化的关键所在。假如农民没有自由权,即使“出发点”良好的改革之举,也有可能蜕变为“恶政”。

  就此话题,《财经》记者曾数次采访杜润生,形成了以下对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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