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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谈卢作孚自杀的一个细节:历史是一张拼图

本文来源于《财经网》 2009年06月19日 20:52
童少生在卢作孚去世后,承认未将1000亿元人民币贷款电文交给卢,并曾向在座的人展示过。此事有目击证人

 

  【《财经网》北京专稿/特约作者 章立凡】我在《财经》杂志(2009年第12期)发表了“哀莫大于心死”一文,探讨卢作孚先生1952年自杀的原因,其中谈及中央同意贷给民生公司1000亿元人民币(旧币)的电文,被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扣押一事。不久,赵晓玲女士写了“卢作孚先生自杀前的一个重要细节”(下称赵文),以贷款不易、未见档案等由,对此事提出质疑,认为“存在的可能性太小太小”。

  就中国史家传统而言,司马迁执掌汉室图书档案,仍不忘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”,档案与口述历史、回忆录等不可偏废。但在遮蔽历史真相的年代,档案的存废是有选择的,垄断和诠释是任意的。还原历史真相是一项拼图作业,档案只是其中的一部分,若纯以存档治史,则太史公也难免下岗。

(一)1000亿元贷款电文的口碑长期存在

  据我所知,关于1000亿元贷款之事,童少生本人在卢氏去世后承认有此电文,并曾向在座的人展示。我向卢作孚的长孙女卢晓蓉核实过,她谈到:“我也亲自听三爷爷卢尔勤讲过,在卢作孚去世后第二天或第三天,卢尔勤与童少生等在一桌吃饭,谈起卢作孚为什么会这么做时,有人说大概是因为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所致。这时,只见童少生从衣兜里掏出一份电报来,并说:‘原来是为这事呀,我已接到上面要贷款给民生公司的电报了,可惜忘了交给卢先生。’”

  据赵女士在“卢作孚最后的日子”一文中的记述,1952年2月8日卢作孚逝世后,民生公司9日下午召开董事会商议卢的后事,并任命童为代总经理;10日下午,民生公司举行课长以上的行政干部会议,与会者除了两个人以外,其余的人,包括童少生在内,均痛哭失声……

  由此看来,卢尔勤在这两天的会议期间,与童少生应该有机会同席。这件事对卢氏家族至关重要,如果说口述历史会有一定误差的话,卢尔勤作为卢作孚的至亲和目击证人,在这种重大时刻的记忆,误记的可能性同样“太小太小”。

  此外,卢作孚的幼子卢国纶2005年4月21日在《南方周末》发表的“卢作孚之死”中也谈到:

  一九五二年初,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,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,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(旧制人民币一千亿元),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。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,转达了中央这一指示,并嘱他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,马上转告,请卢作孚放心。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父亲。在父亲去世的前两天,北京又发电报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,仍然是这个负责人先得到这份电报,但并没有交给父亲,原因甚不可解(父亲去世后,该负责人解释说他忘记告诉父亲,并忘记把电报交给父亲)。

  卢国纶还证实,上述情节是卢作孚的妹妹卢魁秀亲口所说。卢魁秀的丈夫刘华屏当时在民生公司财务处工作,很容易得知这个情况。卢作孚的次女卢国仪事后也获知,童少生当时是直接去公司传达室取走了那份电报,这是违反公司文档管理规定的。由此可知,贷款电文一事,在当事人中至少已存在三个来源不同的口碑。

  卢国纶文中关于中央指示和电报的记述,可与赵女士“卢作孚最后的日子”一文的内容相对照:“1月28日是年初二,卢作孚乘飞机去北京‘商讨要务’,30日即飞回重庆。”“2月6日,上午八时半至十二时,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,二十多年来在民生公司享有崇高威信的卢作孚,第一次当众做检讨。”

  卢作孚北京之行的“要务”是否为了争取这笔贷款?中央是否做了相关指示?目前尚无肯定或否定的资料。但研究者不应拒绝任何可能的假设。如果这个中央指示确实存在的话,则发出日期当在卢作孚由京返渝之前,故有“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,马上转告”之嘱;而电报的发出日期如果是“父亲去世的前两天”,则应为卢作孚首次当众检讨的当天。

  此外,卢作孚的旧部李肇基2005年在《纵横》第12期上发表的“卢作孚之死”,以及李豫川1998年在《四川政协报》发表的“卢作孚自杀之谜”,也都谈到了贷款之事。两文与卢国纶的叙述略有出入,但应该不是空穴来风;近年,雨时、如月所著《紫雾·卢作孚评传》中亦有相同记载。赵文也承认,上述口碑“在卢作孚的故事中流传很广。童少生及其家人,因为感到确实有愧于卢作孚,也没有公开申辩”。

 

  赵文谈到拙文“还有一些可以商榷之处”:“如1952年2月7日,卢作孚到西南军政委员会见过邓小平,并与邓小平共进午餐。这是事实,但卢邓谈话内容至今不详。如有这1000亿贷款,时兼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会不告诉卢作孚?章立凡说,‘他们显然未提及贷款救急之事’,根据是什么呢?”

  这件事也早有口碑存在。例如李肇基生前就对人提起这一情节,称“究竟谈的什么全都不知道,成为一个历史的谜团”,这与赵女士所述相同。拙文关于谈话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均引自赵女士的“卢作孚最后的日子”,她还记述了民生老人对卢作孚遗嘱内容的一些猜测。“未提及贷款救急之事”,乃据此文作出的假设之一,即便赵女士能证明贷款电文不存在的话,我的假设依然可以成立。

(二)1000亿元贷款与民生公司的资产规模

  赵文认为:“1952年2月中央答应给民生公司1000亿贷款的这个事实,存在的可能性太小太小”;“可以断定的是,1000亿这个数字当时实在太大”。她的理由是,民生公司当时无需如此巨额的贷款,且不可能贷到。

  我的看法是:以卢作孚的办事风格,不会得过且过,而会考虑一个根本扭转民生公司经济困局的一揽子方案,很可能在北京“商讨要务”就是指这件事。至于贷款以何种方式取得,以民生公司的船只、工厂、设备等资产作抵押(这些资产并非不良资产),应该是可以做到的;关键在于如何特事特办,打破运动期间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规定。

  在这篇回应文章即将完稿时,我又核对了赵女士“卢作孚最后的日子”的引文,发现所引“回忆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”内容,是中共官方人士刘惠农(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、交通部部长兼长江航运管理局局长)的证言。但她忽略了其中这样一段话:“国家从经济上扶助民生公司,使之减轻包袱,渡过难关。例如,经西南财委批准,国家贷款1000万元(即旧人民币1000亿元)。”

  赵文中则谈到:

  1000亿这个数字出现在卢作孚逝世半年以后。1952年8月25日,民生公司董事会请求政府向公司投资1000亿元,这个投资中一部分是债转股,还有一部分用来修船发展生产。这1000亿投资已是当时估算的民生公司资产的50%。重要的是,增加了50万股公股,改变了民生股份中的公私股比例。公股比例上升,私股比例下降,改组民生公司董事会便顺理成章。

  从1927年起,民生公司先后在95个工商企业中有投资,在轮船业之外,涉及煤炭、钢铁、铁路、机器制造、贸易、纺织、食品、保险、新闻、建筑、金融等许多不同领域;仅民生1945年向加拿大订造的商船一项,造价就达1500万加元。当年孔、宋等权贵资本曾多次企图吞并民生公司,都遭到卢作孚的抵制。

 

  据凌耀伦主编的《民生公司史》(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10月版)第420页—421页:1952年公私合营前“清理结果,资产总额为8437亿余元,除去负债(章注:其中包括加拿大订船贷款等),净值为1989亿余元。民生公司原有股份80万股,经董事会审查通过,确定每股为20万元,较投资时价值略有增加……在公私合营时,人民政府又新增投资1000亿元(其中含部分解放后对民生公司的贷款),按每股20万元计算,即增加50万股,是民生公司的股份数从80万增到130万股,国家又收买了原有的特殊股,加上没收的官僚资本股数,公股数占总股数的一半以上。第421页表12-2-4:公股占57.07%,交通银行代管股占9.60%,公私合营股占19.01%,私股占14.32%。

  由此看来,赵文中1000亿元(包括债转股)政府投资相当于“当时估算的民生公司资产的50%”的说法,基数不是按资产总额计算的,倒像是按资产净值计算的。以民生公司拥有的资产规模而言,无疑极其划算的。赵文对此也作了很多相关的提示,其中“改变了民生股份中的公私股比例”、“改组民生公司董事会”等说法,是否意味着——政府抱了一个金娃娃?

(三)档案与口述历史的关系

  赵文还谈到:“根据日本学者泉谷阳子的研究,1951年10月底,民生公司在港船只全部驶回后,中央财经委员会在1951年11月就说,因为民生公司没有好好改革,不再借钱给民生公司。”“在卢作孚逝世前后的档案中,我至今也没有发现有这样一个1000亿贷款的文件。卢作孚逝世以后,有好多份向中央汇报的文件,详细汇报卢作孚在最后的日子里的言行,以及对卢作孚逝世原因的猜测,也没有一份文件上有这样一种说法。”

  为从事卢作孚研究,赵女士曾查阅了不少民生公司的历史档案,这是很必要的,但也是不够的。在很多情况下,档案并不是历史真相的全部,档案的利用也需要多层面的比照。赵文转引日本学者之研究成果,最好注明出处;1951年1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若有此说法,倒是可为即将发动的运动作一注脚,同时与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规定相互参照。

  研究者一般都知道,文件因种种原因不归档的情况是经常存在的,特别是在规避某些责任的时候。如果电文确实是童少生从公司传达室违规私取的,且一直装在衣袋里,事后能否归档就很难说了。仅凭“档案中没有发现”为由而不提出反证,要推翻当事人的口碑也同样缺乏证据,因为赵女士未必能见到全部档案,能查阅的档案也往往是经过筛选的。如果有可能的话,建议查阅中央财经委员会、交通部、中国人民银行及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旧档。

  赵文说:“有时,档案里的记录与多次重复的传说很不一样,我以为档案比较可信一些。”档案是死的,人是活的,历史不仅仅存在于档案之中。赵女士在“卢作孚最后的日子”一文中,围绕这一事件走访了不少民生老人,并多处引证他们的谈话,可见也是采信了口述史料的。她的两篇文章也都承认民生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的事实,既然贷款电文的口碑长期存在,且不止源于一个口述者,一些相关当事人近在咫尺,访问求证一下应该是很方便的,但我未发现赵女士做了这方面的工作。

  卢作孚是毛、周要保护的对象,但到了地方上,执行的力度可能因急于求功而有所改变,高估了保护对象的承受力。所有的中央既定政策,到了地方乃至具体单位,执行者都会层层加码,例如上海“五反”运动出现大批跳楼自杀事件(被陈毅戏称为“空降部队”),就是这种加码的后果。卢家长子卢国维先生也曾在“先父去世之日情况”一文中谈到:“后来从北京老前辈处获悉,因中央严肃追询和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切,西南有关负责人为执行政策不力和照顾不周,向中央作了深刻检讨。”

(四)其他

  顺便说说,赵文以为我是特意撰文补充她的“卢作孚最后的日子”,其实并非如此,我只是在写作过程中看到此文并有所引用。此文也有一些需要订正的细节,例如:

  1.“1952年春节这天,外地工作的孩子们没有回家过节,本市工作的也没有回来看望父母。”事实是:卢国纶的妻子冯俊兰1951年12月8日生下大女儿晓南后,整个产假期间,他们一家三口都住在卢作孚家里,直到2月2日(正月初七)假满上班。

  2.“张祥麟87岁了,离休前是长江港务局的党委书记。”经查,张祥麟离休前任长江航道局党委书记。

  ……

  “卢作孚最后的日子”一文披露了很多档案秘辛,也提出了不少悬念,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。现在赵文又解释说:“看到一些网友过激的语言,有些不安,便先写此文。以为为了弄清历史真相,涉及一些细节,有时会谈到具体个人的责任,不管一时是不是准确,都不是为了再掀仇恨。”

  表达权是正常的公民权利,其实无须多虑。研究者的拼图作业,也只为还原历史,心态是平和的。赵女士的两篇文章都表达了同一种推论:即使没有1000亿元贷款之事,卢作孚也会赴死,此事并不起关键作用。如此说来,网友如有“过激的语言”或导致“再掀仇恨”,应该与本人所撰“哀莫大于心死”无关。

  深入探讨有助于接近真相,拙文的一些述评,也是参考了赵女士的大作,特此致谢并欢迎继续商榷。■

  2009年6月15日 风雨读书楼

 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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